前些日子在《羊城晚报》上看到评论家古远清先生一篇文章《“隐私”能否进入文学史？》，文中说，著名汉学家夏志清2013年去世后，他的妻子王洞“忽然站出来向大众公布她先生的隐私，即与Lucy和Helen等人的相关情史”，说，在2009年的一场大病后，夏志清“记忆和思维已大不如前，连编注都要王洞代劳，因而他要赶紧‘交代后事’，横下一条心不再把心中的秘密带到坟墓里去，这样也可省却文学史家在未来钩沉和考证的麻烦，便大胆说出自己与Lucy和Helen的恋情”，并借王洞的话说：“夏志清有过‘左拥右抱、毛手毛脚’的恶名。世上有几个文人没有风流韵事？”

古远清先生在文中写道：“夏志清认为人生的目标和乐趣不只表现在教书育人以及论文的发表、专著的出版与传世上，他追求的是成为‘有学问又好玩’的教授。”受此事启发，古远清先生提出，对此类问题，我们不要把它“看作全是八卦”，因为“其中还蕴含有可不可以消解大家以及用什么方式消解等一系列文学史的严肃命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可视为对文学史的挑战：能否以特异的思维向度与言说方式来重构文学史？”

公允地说，古远清先生“重构文学史”的提议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换个角度再去写文学史，也许会令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问题是，所转换的角度是否是一个适合表述文学史的角度？这个角度是否就比以前撰写文学史的角度更科学？或者说，从这个角度去撰写文学史，是否可以弥补以往文学史中所存在的纰漏，从而让前后文学史形成互补？

“隐私”的范畴涉及很广，都是指“不愿告诉人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比如小偷小摸行为、不良卫生习惯等等，但是，从古远清先生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很明显，此处的“隐私”是特指男女婚内出轨的。为了证明“隐私”进入文学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古远清先生特地搬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张爱玲隐私的一段，还要不厌其烦地表示，“这样写（文学史）当然不是为了增加卖点，而是为了知人论世，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作品的题材选择和人物塑造根源”；并且，还要再列举例子：“在台湾，喜欢写情色的李昂，文学史家都不会忘记她个人的情感生活，她本人更是把自己与陈某某同‘抢’一个男人的风流韵事，略加改造后写进《北港香炉人人插》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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